1，懂文学的李银河
读过李银河作品的朋友，大都会对李氏优美、流畅的文笔留有印象。她的作品读起来并不枯燥，会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就以我浅陋的鉴赏能力看，李是有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能力的。她之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作品问世，主要是因为她把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
其实，李的文学天赋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她曾在北京实验一小上学，她品学兼优，被推荐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小演员，和毛主席合过影。她把这段经历写进初中入学考试的作文《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写得真挚感人，被作为优秀范文刊登在《中国少年报》上。
文革之后，李曾到内蒙古下乡。在下乡期间，她的文学天赋被人发现。之后，她被调到宣传队，在驼背上创作了不少充满激情的诗歌、短剧。
李在美国虽然读的是社会学专业，但她却在那里读了不少世界名著。由于她的天资加勤奋，她的文学鉴赏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要不是出于社会学研究的需要，说不定中国就会多一个文学名家或者文学评论家。
2002年，著名媒体《南方周末》向李银河约稿，让她谈谈10本她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后，李的一篇题为《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十本书》的文学评论出现在这个报纸上。以下就是那篇文章的正文，它或许能够证明我的论断：李银河是有成为文学家或评论家的潜力的。
李银河：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十本书
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在这部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英武、粗犷的哥萨克形象。他的性格是那么豪爽，令我初读之下顿生爱意。我喜欢他的性格，敬佩他的英勇牺牲精神。对这本小说的喜爱也许还受到了小说中那种诗意的非理性的自由的哥萨克精神的感染。果戈里将哥萨克精神描述为一种自由、深沉、坚强的精神，它不是很快就会被激发起来的，但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将一股内心的热情顽强长久地保持下去，在战斗中体会到一种疯狂的快乐和陶醉。我想，大概是这种精神与我内心的狂热起了共鸣，所以会喜欢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这本小说是作者的早期作品，远不如他的其他小说出名。但是，这本书中的什么地方拨动了我的心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们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污浊的现实，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只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书中所写的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由于王小波在他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说《绿毛水怪》中所写的对这本书的感觉与我的感觉惊人的相似，使我们发现了两人心灵的相通之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但是对于正在寻找人生道路和生活伦理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伦理教科书。它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这样一种道德观，对我人生伦理的形成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小说中所塑造的一个神秘人物拉赫美托夫，他被公认为革命者的典型。关于读书，他的名言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每种学科的重要著作是很少的，其他著作不过是把这少数著作里说得更充分而清楚的话加以重复、冲淡和损害罢了……我仅读那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只要理解了这独创性就不再多读。我所念过的每本书都是最精彩的，免得多读好几百本书。”
雨果的《九三年》：这是一本关于“伟大”的书，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人心的书，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让我像读这本书时那么感动过。作者超越了地上的实际斗争(阶级斗争)，写了天上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小说的背景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书中所涉及的是伟大的爱，伟大的情感，它是崇高的，不计利害的。在我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就应当写这种伟大的、史诗般的、强烈的痛苦和快乐。我喜欢这样强烈的东西。
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书给我的强烈印象不像其他书仅仅来自书本身，而是另有原因：我的父母对我看书的范围一向很少加以限制，但是记得妈妈仅仅把这本书藏起来作为“禁书”，这就使我对它从一开始就另眼相看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当然很高。而它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在于写了一个反叛的平民。他反对等级观念，从他对两个他爱的女人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是平民的英雄。他的生活伦理也富于挑战性。我想，这大概是母亲把这本书藏起来的真正原因。
霍桑的《红字》：这本书所写的清教徒时代的野蛮和残酷令人震惊。它揭示了一种表面看去道貌岸然的宗教和伦理其实能够有多么残忍和不近人情。人总是人，不能变成神。企望把人变成神是愚蠢的；要求普通人成为神是虚伪的。在我后来所做的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每当遇到婚外恋的问题，我总会想起和引用这本书，它提醒我们，有时道德会变成一种多么残忍的力量。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所显示的世界是一个残忍的互相杀戮的世界，而个人是孤立无援的。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生物之间是冷酷无情的，剩下来的只有可怕的孤独。老人只有凭着个人的蛮勇尽自己所能去寻求渺茫的希望，最终也只能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低头。这本书对于我具有哲学的震撼力。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一群俄国革命时的年轻人对时代的观感和体验。作者从他的角度描绘了社会生活的画面，丰富、广阔、生动、真实。作者的艺术观给我印象很深：艺术在各个时代形态千差万别，但有永远吸引人的主题：生活，爱情，幸福。艺术本身就是生活的欢娱，它是美、爱、生命、快乐、欢欣与活力。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艺术上特别出色的小说，但是它的确是在政治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本小说。它对专制社会的描写使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看了感到惊心动魄，作者的描写简直像鬼使神差一样：老大哥，青年反性同盟，电眼，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他虽然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中，但他写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地发生。这本小说的阅读经验用“心惊肉跳”来形容也不为过。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中看到对骂人话的正面使用。在读书笔记中随手拈来可以找到这样的话：“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当时，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观念、语言有一种着魔般的感觉。这种阅读经验是从未有过的、全新的。从这本书，我了解到古典作品与现代作品的区别。由于它“每一页都是惊奇和快乐的源泉”，这本书真的无愧于“小说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一评价。（引自《南方周末》报）
也正是由于李银河有这样的才智，她才能把握王小波作品在文坛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才能理解王小波的行为，支持王小波的行为。
2，王小波的重要研究者
在王小波尚未被人认可的时候，李银河就叫嚣道，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是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力的。李银河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她爱小波，而是真正欣赏他的作品。
小波死后，他的声名远播，已经接近家喻户晓的地步。现在，无论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王小波是20世纪中国一位重要且独特的作家。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坛，越过王小波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据我所知，鲁迅，老舍等文学前辈，现在都有专门的研究所负责研究他们，包括生平、作品等等。而在我看来，小波也值得有一批人，甚至是建立一个研究所，来专门研究他。他是有这样的资格的。
其实，研究小波生平和作品的人已经出现了不少。这里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她就是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她有这样的能力，也有一些便利条件。身为小波的妻子，李氏对小波的人生经历了解得很多，其中有不少还是二人的共同经历。另外，她本人较高的文学鉴赏能力，也使她对小波作品的把握到位、得当。因此，许多专业文学评论家都以李氏的话为标准，考察小波的作品。简言之，李银河在王小波作品上所做的种种评论，使她在文学评论界时隐时现，甚至是其中的一员。
喜欢小波的人，相信有不少。每个人看了他的作品，可能各有各的感受，还会十分想相互交流。这里笔者努力收集了李银河对王小波作品的种种评价。看了它们，你也许会找到共鸣的感觉；也许会觉得受到了启发。因为这两种感觉，笔者就曾经有过。
王小波的文学观
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欢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像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
王小波的文字特色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语言犀利幽默、妙趣横生。
王小波的杂文思路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想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儿时他的家庭受过挫折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写到文革武斗的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而是吐了出来。小波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极为深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比如说人不能吃人。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得到这个结论的。
王小波的诗人才华
我记忆中小波的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三十而立》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我认为写得不错。
小波虽然很少写诗，却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下面是《绿毛水怪》中的一段对话，它已经把小波的诗人天分显露出来。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吰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象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王小波部分作品的评论
关于《红佛夜奔》
在小波的所有小说中，《红佛夜奔》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读它时，脑海中会浮现达利的画，画中那种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与这篇小说有神似之处：红佛极为真实，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古代长安城中李靖踩着高跷像大鸟一样掠过街市的意境像极了达利笔下那匹漂浮在空中的马。小波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去自如的写作使我感到神奇。
关于《革命时期的爱情》
《革命时期的爱情》也是让人着迷的。其中一些场景、语言令人一看之下，难以忘怀。比如大学武斗时所使用的投石机；一个小孩在树上目睹一个人濒临死亡时所发出的感慨（他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姓颜色（红？黄？蓝？）的大学生等等。
关于《寻找无双》
《寻找无双》写人们在某个时期、某种社会气氛中所患上的选择性记忆的毛病，这种毛病一度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人的通病。小波对人们这种毛病的最初印象恐怕来自他的家庭所遭受的厄运。一个家庭从社会的上层突然跌入底层，对于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会看得比别人清楚。对于他所看到的人们的社会心态的思考，成了这篇小说的主题。
关于《怀疑三部曲》
对于在我们这个国度生活的人们究竟还是否看重智慧、爱情和有趣这些价值，小波一度或者说始终怀着深刻的怀疑，这大概就是《怀疑三部曲》的题解吧。
王小波的总体评价
王小波的作品永远都会有人喜欢，他是不朽的。
3，李银河的失误与变化
李银河对王小波做过许多精彩的评论。然而，人无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李银河也一样。这一点在她对王小波所做的评论中就有所体现。
2000年第一期《现代妇女》杂志登载了一篇有关李银河的文章。记者问：“你觉得王小波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李银河回答说：“他有两点是别人不能超越的。一是……，二是他的文笔。他的文笔是别人不能模仿的。他的文章不署他的名，别人也能看出。”王小波的文笔真的不能模仿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2000年之后，网上活跃着一批喜爱王小波的文学青年，他们后来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些人纷纷模仿王小波的文笔，写了不少作品。当然，那些作品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文笔与小波很相像，只是内容还达不到小波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是笔者这样讲，而且小波生前的朋友艾晓明也这样讲。另外，小波的语体虽然特别，但还是很容易模仿的。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李银河确实是失误了。当然，这只是个细节问题，不必太在意。我在这里也只是顺便提一句，没有别的意思。我估计记者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李银河除了在采访中出现失误之外，还存在一些变化。具体地说，她在同一个问题上，在前后不同的媒体采访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
同样是2000年01期的《现代妇女》杂志，记者问：“你认为此生还会碰到像小波一样出色的男人吗?”李银河回答说：“不可能了，宪全不可能了!我不会再结婚了，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2003年《凤凰卫视》对她的专访中，她却换了一种态度。主持人问：“在个人情感上你觉得你还会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吗？”李银河：“当然还是有可能的了。我觉得我不会排斥。我觉得对那种观念啊，什么守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非常可笑。离我很远很远。”
此后，她又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表达的是都是后一种观点。她为什么会在前后不同的采访中，对同一问题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呢？这大概反应了李银河心态和生活的变化。
4，王小波门下走狗
王小波成了大作家，因此有了一大帮追星族。这些FANS们联合起来，在西祠胡同里开了个讨论区。在那里互相交流写作心得。有时，他们就把自己的文章放在上面。再后来，他们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而媒体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因为对大号青藤道士的徐渭无限崇敬，就自刻一枚印章：青藤门下一走狗。王小波的那帮门徒们就借此典故，自称是其门下走狗。这是媒体的报道。其实，这帮门徒这样称呼自己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王小波的了解。王小波曾自称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门徒们看到师傅都肯称呼自己为“猪”，那他们自称为“狗”又有什么不妥吗？
写到这里，我难免有些伤感，因为本人自觉在才智上既比不上王小波，也不如他的那些门徒。看来我成了“猪狗不如”的人了。开个玩笑，呵呵。
“走狗们”在王小波逝世5周年时，出了第一本集子《王小波门下走狗》，仅仅一年之后，“走狗同盟”出了第二本集子《一群特立独行的狗——王小波门下走狗三十家》。于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评论界对此也是褒扁不一。当然，李银河也对此进行了评论。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是少不了她的。
黄兆辉以“王小波养不养狗”为题，批评了他们追赶时髦的做；王俊红则以“少给别人抹黑”为题，批评了这些人作品缺少文学价值，纯粹是发泄情绪，毫无思想，是一堆文字垃圾；不过也有人认为，小波的“走狗”中还是有人才的，他就是胡坚。
胡坚，笔名文豪，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一位，他的创作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钱理群、曹文轩等诸多前辈的赞誉。
余杰在对文嚎《愤青时代》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胡坚的小说脱胎于王小波，却又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来。
我没看过胡坚的作品，所以也不可能做出评论。这里只是略提一笔。
那么，李银河对这些“走狗”们是怎么看的呢？
李银河说：“我发现，人们看了小波的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马上就想自己也来写一篇；另一种人偃旗息鼓，知难而退，从此打消了做文学青年的念头。小波的小说所引起的反应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暗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他的小说使人感到，写作竟然能够是一件如此有趣的事情，他写作时所经历的快乐感染了人们，使他们觉得心里痒痒的，很想一试身手，也来感受一下写作的快乐。的确，我看到不少青年发表对小波文字的读后感时都说过这样的话：原来写作可以是这样的呀。
……
总之，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令我感到欣慰。我早就知道，小波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围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的心中。”
5，情书该不该出版
有关王小波的为人、生活、创作这些问题，李银河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人们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李银河应该做自己的事情，不要靠死人出名。后来的事情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争议。
2004年5月，李银河将他们夫妇二人20多年来相互的通信（很多通信可以看作是情书）公然出版面世。这本情书的题目是《爱你就像爱生命》，内容是夫妇俩从恋爱到结婚20年来的往来通信。情书写得十分动人，想想看，一个小说家动了真情，写出的情书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李银河写得也不错。这本书印大概印了三万册，卖得不错。据说，两三个月就全部脱销了。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评论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人赞成，认为这是对年轻时代爱情的纪念；有人反对，认为她是在亵渎爱情；有人感谢，因为她把美丽的爱情让大家分享了；还有人批评，认为她没有权利出版《情书》，因为王小波也是作者，应该征得他的同意。
以上这些概括基本上含概了网友们评论的内容。这些评论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简化。情书是两个人写的，李银河有没有权利单独把它出版，这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情书是两个人的事情，自己记在心里就好了，把它出版的做法对吗？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有关《情书》出版应该征得王小波同意的说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因为王小波已经去世了，你怎么征得啊？不必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王小波活着，他享有著作权，有权决定是否将起作品出版。但是他死了，他的作品是否出版就由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李银河）决定。因此，李银河是有权利出版情书的。法律范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看道德，李银河说过，道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发现她说得很对。你看，同样一个出版情书的行为，有的人就赞成；有的人就反对。那么，李银河自己对出版《情书》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李银河说过，现在看他的情书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有一种审美意义，是王小波作品的组成部分。王小波不止属于她自己，他的作品应该被人看到，将来的研究者也可以把它当成研究材料。李银河说的是真话，她没有说谎，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在情书出版之后说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她就说过。那时，她还没考虑过出版情书的事情。
李银河说过这样的话：“我关注的是权利，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有权利做某件事。如果有权利，那他就可以做；至于道德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从这我们也能看出，与道德相比，李银河更重视权利。李银河虽然“轻视”道德，但她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是有道德标准的。那就是：你的行为不能伤害别人。如果你的行为伤害到别人，那就是不道德的，应该反对的。拿李银河出版《情书》这件事情来看，李银河愿意出版，有人愿意看。她伤害到谁了吗？没有！有人可能不爱看，那你可以不买嘛。所以，她的行为没有伤害到谁，符合她的道德标准。综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李银河的思想与她的个人行为是完全吻合的。
我认为，李银河的行为无可指责。我完全赞同。出版情书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这同时也是他们的爱情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
备注：2000年的《现代妇女》杂志采访她的时候，她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6，一个未被开发的隐私
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已经出版了。其中的一个隐私问题值得注意。应该是关于“性”的。
王小波说：“你一本正经的谈起‘那个’问题来了。……至于‘那件’事情，我还没有想过呢。你知道吗？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也许做不到。反正不能乱来的。……总之，我对你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这就是说，对于我，关于那个是一点也无关紧要。你欠不了我的情。如果有你害怕的那种情况发生，你就当是我要那样的好了。”[这段文字引自《爱你就像爱生命》，第34页]
那么，李银河到底害怕的是什么呢？她是否在性方面存在难以言说的苦恼呢？
从信的内容来看，李银河年轻时期肯定对性的问题存在过某种苦恼。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性方面的苦恼都会被当事人埋藏得很深，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讲出来的。而且这方面的苦恼往往又会给当事人留有很深的印象，甚至是终身不忘。
因此，如果想全面了解李银河的话，这一点是不应该遗漏的。
此外，李银河的身份还十分特殊，她是一个性学家。她为什么会走上性学道路呢？这与她早年的那个焦虑有关系吗？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那个焦虑就更值得关注。
在当今中国的所有的性学家中，李银河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即使她不比其他性学家成就更大，也绝不比他们的成就更小。她是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这是必然的。以后也肯定会有人给她写传记。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醒一下那些传记作者，写李银河的时候，不要忘记考察这一点。这点对她来说很重要。这也是我关注这个隐私的原因。
7，小波与银河并肩作战
王小波除了是个文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杂文中。笔者读了他的一些杂文，所以对小波的思想也有所了解。后来，我又读了一点李银河的文章，发现她也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她的思想则体现在她的社会学研究上。笔者无意中对比了一下王小波与李银河的思想，没想到两人的看法是那么的相似，只不过是关注的领域、语言的表述有不同罢了。
他们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很相似。王小波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创造精神财富，比如创造智慧、有趣这些东西，而不是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其中生活。而李银河引用福柯的话，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李银河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到，福柯的这段话概括了她做学问的全部抱负。我们看到，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一致的。
他们对道德作用的看法也很一致。小波曾言：“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简直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而李银河则认为研究者不应该轻易做道德判断，牧师才会做道德评价。因为牧师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而研究者清楚，道德是因地而异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来评价人们的行为。
正因如此，小波与银河都主张宽容和差异。小波引用大师罗素的话，认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而李银河则强调社会的多元性，认为人性是丰富多采的，不应该受到压抑。
总之，在笔者看来，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当合拍的。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有些不同，但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们都在向保守的、顽固的、不讲理的社会观念发起挑战，都在为权利、自由、宽容这些价值摇旗呐喊。在这场文化战场上，王小波与李银河是两位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此外，王小波发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类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李银河则以实际行动走入了这些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人群、虐恋人群等等，聆听了他们的声音，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些声音的出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社会走向宽容、走向人道、走向多元的必要条件。
而笔者将尝试循着前人的脚步，继续聆听一些低哑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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